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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12月27日消息 由金融界主办的“第十一届领航中国年会”于12月26日至30日召开，北京丽泽商务区管委会为协办单位，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作学术支持。本届年会以 “重建信心，向新而行”为主题，旨在为经济社会带来方向和希望。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丰台区人民政府相关领导以及来自金融机构、实体企业、学界相关的百余位重量级嘉宾莅临年会，围绕全球经济走势、金融行业创新发展、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双碳战略前行路径等话题展开探讨。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参与论坛，就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发表演讲。李扬表示，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在走弱。年末，国际组织不断推出关于未来增长形势的预测，其结果大都十分悲观，其中对于明年和后年的预测数值不断下调，目前已降至近20年平均数之下。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美国、东盟和欧洲——经济增长大都仍然呈下行趋势。

在下行趋势下，通货膨胀成为主要风险。本轮通货膨胀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争论，产生了政策风波、理论风波、舆论风波。应当看到，本轮通胀是由供应侧和需求侧等多种复杂的原因导致的，因此，救助措施也不可能单一。但是，现在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主要依靠货币政策手段，用加息和缩表的办法来予以应对。“既然不是纯粹的需求侧的因素，纯粹用需求侧的手段来应对，显然是有缺陷和副作用的——经济衰退势难避免。”李扬说道。“这种两难的情况在本年末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

归因于多重原因，全球通胀将于2022年底达到高峰，2023年便会下降，预计到明年末，通胀将不再成为主要的问题。李扬认为，在全球通胀率普遍下降的走势下，发达经济体会比新兴经济体的状况好一点。很多机构预测，美国通胀在明年基本会得到克服，大约能降至3.8左右。毫无疑问，如果美国通胀率降到3.8左右，其经济形势将有大的改观，其宏观政策等也会对应调整。

本世纪以来，债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2021年底，全球债务总额达到303万亿美元，为全球GDP的3.51倍。如此之高的债务密集度，着实令人担心。李扬表示，在全球债务中，美国政府债务31.1万亿美元（截至10月3日），规模最大；英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债务水平最重的国家；而日本的债务状况更成为其经济的痼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债务会给发达经济体的经济金融造成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一方面，美英日等国大都拥有较为完善的金融、财政体系，其国内宏观政策协调性较好，短时间不会因债务累积而出大问题；另一方面，美英日等国，特别是美国的本币都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因而其债务存在较大的国际腾挪空间。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债务问题可能更为棘手。其中，发展中国家70%到85%的债务是外币形式的，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为美元债务。2022年，美联储连续大幅加息，大约 90%的国家/地区的货币兑美元贬值，折合成本币的外债压力加大，政府债务水平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加了约2万亿美元。美元的加息，传导到国内金融体系，会使本国利率急剧上升，进而，债务危机会给国内公共财政带来新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经济增长投资不足的脆弱国家内，问题将更为严重。

李扬指出，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面临主权债务危机。25%的新兴市场正处于或接近债务困境，约2370亿美元债务正面临违约风险，占所有新兴市场外债的五分之一；而60%以上的低收入国家也陷入债务困境。特别是，外债负担沉重、能源资源匮乏且经济结构单一的阿根廷、埃及、巴基斯坦等10余个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另一方面，随着欧洲央行跟随美联储激进加息，部分欧洲国家或将再度陷入主权债务困境。低增速、高负债的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的偿债负担明显上升，其债务率和赤字率均超过2010年欧债危机时期，债务“灰犀牛”引发经济危机的风险骤增。

对于目前美国的经济状况，李扬指出，美国经济的很多方面确实出现衰退迹象，但是该国的某些领域却有所改善，其中最显著的是财政状况：2021-2022财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1.375万亿美元，较上年的2.776万亿美元减半，联邦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从12.3%骤降至5.5%。疫情稳定、就业良好、前期救市收入丰厚，是赤字减少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国的国债大都是在低利率甚至零利率时期发行的，所以其目前的利息负担较轻。理论和实践都告诉我们，主权国家债务的真正负担并非本金，而是债务利息。这样看来，美国虽然债台高筑，但是尚未出现债务危机的苗头。

国内形势方面，李扬认为经济恢复缓慢。总的情况是，2021年便已存在的“三重压力”，到2022年仍在延续，甚至有所增大。统计显示，2022年前三季度，中国GDP为87.03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3.0%，比上半年加快0.5个百分点，呈现缓慢恢复态势。

经济增长乏力的重要原因是消费疲弱，2022年的多项消费支出低于趋势水平。李扬，中国消费疲弱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收入增长缓慢，消费的主体是居民，而消费的基础则是居民收入增长，遗憾的是，近几年来，居民收入增长不快。二是居民债务负担加重。据统计，2020年底，中国居民每年债务还本付息额相当于当年可支配收入的15%，这个水平比美国的高出一倍。三是疫情的反复，从根本上侵蚀了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基础，抑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

当前，国内的投资增速全面下降，其中的房地产投资下行尤其显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房地产市场从过去20余年的趋势性上升，近年来已开始进入趋势性下降通道。第三个问题是，国内的对外经济活动疲弱，受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下行、美国消费需求从商品转向服务、东南亚对我国出口替代、国内出口企业因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导致生产中断和谨慎接单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我国三季度出口走弱，8月出口环比增速已经转负。在内需疲软导致出口转内销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出口价格竞争加剧，加之进口价格高涨，我国贸易条件进一步恶化。

关于就业，李扬认为，我国出现了较严重的结构性视野，主要表现有四，一是16-24岁以及20~24岁的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接近20%，二是大学生、年轻人所青睐的行业萎缩的比较厉害。三是已外出农民工劳动的饱和程度整体不高，建筑、房地产等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增多，就业饱和程度不高，再就业难度很大，结构性矛盾突出。四是人力资本流动通道变窄、灵活就业群体保障不足。在居民收入增长受限、城镇消费不振的环境下，可能形成“低消费/低就业”螺旋。

论及我国的金融财政状况，李扬表示了较大的担忧。

在金融领域，我国自2021年便已出现“宽货币、紧信用”现象，诸如企业和居民等广大实体经济主体广泛地转变行为方式：企业从利润最大化转向负债最小化，居民则从借钱购房和消费，转向少支出和增加预防性储蓄；金融机构则从过去的控贷、限贷，转向如今的推销贷款，中央银行则从控制银根转向鼓励银行贷款，如此等等，都表现出典型的“资产负债表冲击”。

在财政领域，“四本账”的状况均不理想。由于经济下行和疫情冲击，我国一般公共预算顺理成章地增支减收，进而导致赤字和债务增加。政府基金预算亦然，特别是其中的土地出让收入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而减收较多，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恶化。

面对这些情况，今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大方向便已清楚，这就是：财政政策要走向前台。李扬认为，借鉴2008年四万亿财政刺激计划的经验，借鉴日本在“失去的30年”中所采取的各类政策及其协调配合的模式，大规模动用政府财政手段，兴办公共工程，增加公共支出，可能是恢复经济的主要路径。不久前中央深改委关于“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安排，也为实施这一战略提供了条件和政策保障，达成这一目标，财政政策显然应当增加支出，政策重点则需要从过去几年的收入端，即大规模减税降费，转向支出端，即大规模增加公共支出。“二十大”报告在阐释未来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时惜字如金，但却凸显了“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和“着力扩大内需”的重要性。前者涉及宏观经济治理的体制机制建设，后者则涉及政策的重点。

应当清醒地看到，当前国际形势并不太有利，国内形势也有一些长期的积累的矛盾在逐渐显露。面对复杂的局面，我们需要多措并举。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恢复信心和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李扬指出，“我们要做好应对困难局面准备。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弹性仍然存在，因此，中国经济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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